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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《光明日報》:宋戰利-《昭明文選》為何不錄《蘭亭序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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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蘭亭修禊圖(局部) 錢榖\繪

            《文選》又稱《昭明文選》,由南朝梁武帝太子蕭統組織文人共同編撰,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文學總集。它是中國文學獨立和勃興的標志之一,並由此造就瞭一門極富民族特色的學問——“文選學”。它自唐初正式被宮廷承認,其後影響日漸擴展。至宋代,更是有“《文選》爛,秀才半”之說。

            唐代以後,《蘭亭序》被屢屢刻成法帖,文本又一次次入選不同選本。唐房玄齡撰修《晉書》時,太宗李世民親為王羲之作傳,推崇備至,“詳察古今,研精篆素,盡善盡美,其惟王逸少乎!”

            “文選學”日趨成為顯學,《蘭亭序》慢慢成為經典。宋代有人探究《文選》不錄《蘭亭序》的原因是王羲之遣詞造句有誤,認為“氣清”不能描繪暮春之景,且“絲竹管弦”有重復之嫌。當朝人王懋對此予以反駁,並舉出蔡邕《終南山賦》、潘嶽《閑居賦》為例。如張衡《歸田賦》:“於是仲春令月,時和氣清。”用“氣清”寫春景,並非王羲之所臆造,乃有所本。“絲竹管弦”見於《漢書》,也非王羲之獨創。清人李文田否認《蘭亭序》文本的真實性。上世紀70年代,郭沫若先生在此基礎上,運用新發現的碑刻,詳細論證《蘭亭序》文、書俱假,乃唐代人仿作。既然文本不真,且出現時間晚於《文選》,如何能錄?王瑤先生以為《蘭亭序》主調為道傢思想,故不為篤信佛法的昭明太子所貴,因此落選。陳中凡等先生提出的原因是:“《蘭亭序》的文體是純粹的散文,不是當時流行的駢麗體。”但這些觀點遭到駁難。日本學者清水凱夫提出“王羲之《蘭亭序》在創作的當初並未得到高度評價,在編纂《文選》的當時也世評不高。”此種說法逐漸觸及問題的本質,但未有詳論。

            《文選》既然是文學總集,作品是否入選,還是需要回歸文本自身,用文學的標準去衡量。究其原因,《蘭亭序》落選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:

            一、《文選》是選本,主要選錄各種文體的重要作品。面對浩如煙海的古代典籍,蕭統在《文選序》中談到選擇之難:“自非略其蕪穢,集其清英,蓋欲兼功,太半難矣。”《文選》收錄序共9篇,其中有石崇的《思歸引序》。石崇雖是一擲千金的官僚富豪,但其文學成就還是得到後人認可的。鐘嶸《詩品》將其列為中品,與陸雲、陶淵明並列,並說“季倫、顏遠,並有英篇。”季倫,石崇字。王羲之組織的蘭亭雅集後於石崇的金谷送別57年,且《蘭亭序》是模仿石崇《金谷詩序》而為。《世說新語·企羨》載:“王右軍得人以《蘭亭集序》方《金谷詩序》,又以己敵石崇,甚有欣色。”對比二序,思想和詞句確有雷同。既然是仿作,文學價值大打折扣,故不錄亦屬正常。若以文學價值而論,《金谷詩序》應比《蘭亭序》更合適,但若選錄石崇兩篇,似有過濫之嫌。

            二、王羲之文才達不到《文選》收錄標準。唐朝以後,王羲之書名、文名日盛,我們今天評論右軍先生,容易形成定式和偏見,常常被其“書聖”的光環所左右。故蠡測王羲之的文學成就如何,唐前文獻更令人信服。就現有史料來看,時人或南北朝時期論及王羲之同時代人的文學成就,對其隻字未提。劉勰《文心雕龍》和鐘嶸《詩品》作為南朝時期重要的文學批評著作,關於王羲之同樣未見片言隻語。

            更為重要的是《文心雕龍》成書在《文選》之前。王寧在《談李善的〈昭明文選註〉》中做過統計,《文選》選錄的作傢有4/5見於《文心雕龍》。因此,黃裳先生在《文選平點》中說:“讀《文選》者,必須於《文心雕龍》所說能信受奉行,持觀此書,乃有真解。”

            《宋書·謝靈運傳論》:“仲文始革孫、許之風,叔源大變太元之氣”;檀道鸞《續晉陽秋》:“詢、綽並為一時文宗”;《文心雕龍·誄碑》:“孫綽為文,志在碑誄。”鐘嶸《詩品》曰:“永嘉時,貴黃、老,稍尚虛談,於時篇什,理過其辭,淡乎寡味。爰及江左,微波尚傳,孫綽、許詢、桓、庾諸公詩,皆平典似《道德經》,建安風力盡矣。”又,“永嘉以來,清虛在俗。王武子輩詩,貴道傢之言。爰洎江表,玄風尚備。真長、仲祖、桓、庾諸公猶相襲。世稱孫、許,彌善恬淡之詞。”此外,還品評瞭顧愷之、戴逵等人。

            以上評論涉及的人物有桓溫、庾亮、王濟、劉惔、王濛、孫綽、許詢、袁宏、殷仲文等。這些人與王羲之基本同時代,有的多有交集,甚至是好朋友。若是王羲之的文學成就稍為時人或南朝人認可,不會置若罔聞。可能是其書名太盛,遮掩瞭文學光芒。顏之推以為:王羲之“風流才士,蕭散名人,舉世惟知其書,翻以能自蔽也。”

            三、王羲之以書法名世,而書法並非“勝事”。《蘭亭序》成名,是因唐太宗的推崇和宋人推波助瀾造成的。書法對六朝文人而言並非光宗耀祖之業。《世說新語》將能書善畫的韋誕、顧愷之列入“巧藝”類中,《顏氏傢訓》將書法、繪畫、卜筮等並列為“雜藝”,這些都顯示出南北朝時期書法藝術和書法傢地位不高。

            顏之推教育後人,對於書法,“此藝不須過精。夫巧者勞而智者憂,常為人所役使,更覺為累;韋仲將遺戒,深有以也。”韋仲將,即曹魏書法傢韋誕。《世說新語》載其軼事,“魏明帝起殿,欲安榜,使仲將登梯題之。既下,頭鬢皓然,因敕兒孫:‘勿復學書’。”劉孝標註引《四體書勢》:“乃戒子孫絕此楷法,箸之傢令。”王褒因工書,頗多辛苦筆硯之役,嘗悔道:“假如吾不知書,可不至於今日耶!”;皇象以書名世,而《三國志》未有傳記,隻在《吳書·趙達傳》裴松之註引文獻中提及,寥寥數字。梁武帝《答陶弘景論書書二》:書法“此直一藝之精,非吾所謂勝事。”

            王羲之一生官職不大,政績不突出。其父王曠作為東晉建立的功勛之臣,平生事跡堙沒無傳。一是因為去世早;二是王羲之等兒孫輩,未能顯揚父業,做到位隆權重。

            四、蕭統兄弟不認可王羲之的處世行為。業師王立群先生不僅是著名的文化學者,還是中國文選學會副會長。王先生在授課時,不止一次強調:“《文選》收錄作品概為各種文體之范本。但編選者的文學價值觀與愛惡會自然而然地表露出來。”蕭統、蕭綱、蕭繹兄弟是梁代文學繁盛的重要參與者與組織者。蕭統與蕭綱同父同母,情義甚篤。蕭統與蕭繹不同母,但是兄弟友於甚密。蕭繹在《金樓子》中評論王述與王羲之結怨之事時,抨擊右軍:“王懷祖之在會稽居喪,每聞角聲即灑掃,為逸少之吊也。如此累年,逸少不至。及為揚州,稱逸少罪。逸少於墓所自誓,不復仕焉。餘以為懷祖為得,逸少為失也。懷祖地不賤乎逸少,頗有儒術,逸少直虛勝耳。才既不足以高物,而長其狠傲,隱不違親,貞不絕俗,生不能養,死方肥遁。能書,何足道也?若然,魏勰之善畫,綏明之善棋,皆可凌物者也。懷祖稱怨,宜哉!主父偃之心,蘇季子之帛,自於懷祖見之。”

            蕭繹認為,一是王羲之有錯在先。古人事死如事生,王羲之書帖多有吊喪慰死之語,其“先墓”被毀,悲痛不已。而其卻在王述居喪期間,大為不敬。《世說新語》載:“王右軍素輕藍田。藍田晚節論譽轉重,右軍尤不平。藍田於會稽丁艱,停山陰治喪。右軍代為郡,屢言出吊,連日不果。後詣門自通,主人既哭,不前而去,以陵辱之”。王羲之父子清貴傲物的品格一脈相承。郗愔乃王獻之舅父,其子郗嘉賓有盛名,獲寵於桓溫,此時王獻之“兄弟見郗公,躡履問訊,甚修外生禮”;“及嘉賓死,皆箸高屐,儀容輕慢。命堂,皆雲‘有事,不暇坐。’既去,郗公慨然曰:‘使嘉賓不死,鼠輩敢爾’。”獻之兄弟在母舅之傢的傲慢無禮,多少折射出右軍性格和“傢風”。二是王羲之官秩沒有王述高,為人職下當恭謹為上,卻意氣用事,憤而辭官;三是王述頗有儒術,而右軍傾心道教;四是右軍半隱半仕,以退求進,沽名釣譽而已;五是右軍隻是“能書”而已,其文學成就在時人和《文選》編輯者看來不足論也。不能絕對地說蕭統也是如此看待王羲之,但在儒傢道統承續上,蕭統兄弟應是一致的。蕭統答蕭綱書中說:“見孝友忠貞之跡,睹治亂驕奢之事,足以自慰,足以自言。人師益友,森然在目。”

            今天考論《蘭亭序》入不入《文選》的問題,並不是否定《蘭亭序》的文學影響和書法美學價值,而是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審美趣味,古人以為美的東西,未必符合今人的審美需求。我們今天認為美的東西,也未必是後人審美的準則,因為世殊事異,環境在變,社會在變,生活不同,審美會存在差異性。創新常常會與落寞孤獨為伴,但沒有創新,社會就如死水一潭,失去前行的力量。隻有不斷地積聚起創新的力量,才能鼓蕩起奮勇向前的風帆。

            《蘭亭序》流傳千載,是中國書法史和文化史上光彩奪目的篇章。讀古人書,與古人交。必須真正地跨越現實語境,去傾心體味晉人風范,去聆聽遠古的絲竹之音,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意旨,才能更好地用書法浸潤心靈。唯有如此,文化的傳承才有力量,文脈的延續更加悠長。經典的流傳需要不斷地被強化,不斷地被傳頌。(作者:宋戰利,系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、博士)